任何事物，了解它的前世曾經是什么，才能理解它的今生應該是什么，也才能知道它未來會變成什么。同樣，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辯護，我們只有了解它曾經是什么，才能正確理解《刑法》205條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今生應該是什么，才能把該類案件的專業精細化辯護發揮到極致。
●前世
縱觀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前世，此罪的橫空出世與當時增值稅發票的管理體制極不完善有關。1994年實行新稅制改革，交易環節的稅收按行業化分為增值稅、營業稅，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交易交增值稅，其他行業業務交營業稅。增值稅實行抵扣制，即由銷售方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銷項稅額按銷售額和稅率計算，銷售方取得的上游企業開具的專用發票上的稅額作為進項稅額，銷售方：應納增值稅＝銷項稅額－進項稅額。因此，由于增值稅專用發票具有直接稅款抵扣功能，無疑就是一張鈔票，而且這張鈔票的面值是由開票人自己填寫，可想而知，人人都可以發行鈔票，誘惑力是多么的巨大。而且，當時沒有網絡，手工開票，監管手段十分低下，加之稅務人員參與作案，市面上，大量沒有真實交易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以及票面價格超出實際交易價格的發票泛濫。可想而知，這些專票被企業利用來直接抵扣稅款，當時國家稅收的流失是如何的觸目驚心，增值稅稅制幾乎無法推行下去。
僅憑一紙虛假發票即可向國家騙取巨額稅款，這種行為完全不同于原來意義上的逃稅犯罪，比起逃稅其手段更簡單，無需經營，幾無成本，查處困難，然而國家稅款遭受的損失卻是直接的空前的巨大的。當時是1979《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 違反稅收法規，偷稅、抗稅，情節嚴重的，除按照稅收法規補稅并且可以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想而知，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區區最高三年的量刑，根本不具有任何震懾力。
由此，國家鐵血治稅，將虛開犯罪從偷逃稅罪分離出來單獨成罪，并設置死刑。1995年10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發布確立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罪名，對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并在其后寫入1997《刑法》放入分則第三章第六節“危害稅收征管罪”。自1995年《決定》頒布后，最高法院以虛開增值稅發票罪(或投機倒把罪)核準了大量的死刑案件，為了這張發票掉腦袋的人不在少數，具體數據已成國家秘密，去年曾聽稅總一官員提及該數據，甚是驚駭。直至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才取消死刑，保留無期徒刑。
毋容置疑，縱觀該罪立法背景，如此嚴厲打擊，在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嚴重侵蝕國家稅基。
●今生
然而，在后來的司法實踐中發現，出于各種不同目的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況日益復雜，表現形式各不相同，其中包括許多只有虛開行為而并無騙稅目的的情況，比如為虛增業績、申請銀行承兌匯票而對開互開環開專票，以及交易方式創新、交易多方介入而導致的專票開具受票情況復雜。由于《刑法》205條的規定過于簡單，這些現象不能直接從刑法條文中引用，致使在理論和實踐中對該罪構成條件的理解發生了重大分歧，以至于出現了“行為犯”、“目的犯”、“結果犯”之爭。由此也導致實務中，判決不統一。
例如：廢舊經營行業，收廢個體戶、再審資源公司、利廢企業多方關系復雜，全國發生了不知多少虛開案件，大部分也作為犯罪處理了，但我們看到有法院的判決書并不認為是犯罪作無罪判決，由此引發檢察機關稅務機關放縱犯罪的驚呼。又例如：虛增業績的互開對開，某法院的調研報告顯示該法院并不作為犯罪認定，然而上海周正毅卻因此被判刑10年。再例如：真實收購下的借用他人名義開具農產品收購發票，稅務、公安、檢察均認為是虛開犯罪，而本律師認為只是違法《發票管理辦法》的一般行政違法行為，法院舉棋不定。
縱觀該罪前世界，毋容置疑，確立此罪名就是為了保護國家稅收，打擊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其他抵扣憑證）偷逃騙取國家稅款的行為，以防止國家的稅款損失。因此，虛開犯罪成立的必要前提就是有偷逃騙取國家稅款的目的和故意。虛開犯罪是目的犯（結果犯）不是行為犯的觀點，在司法審判實踐中已在某些個案中落實。
這是一個民智逐步開啟的時代，這是一個法律思維逐步呈現的時代，這是一個依法治稅逐步落實的時代，這是一個法治逐步進步的時代，在這個承上啟下變革的偉大時代，竭盡全力，以個案精細化專業辯護去推動涉稅犯罪刑案的審理技術進步，是稅務律師的應有之義。
●未來
我們認為，在不侵害國家稅權的前提下，稅法和刑法理應尊重交易主體的私法自治，不能成為阻礙市場發展的絆腳石，尊重現實立足國情，稅法和刑法一樣要吃食人間煙火。這是時代進步的要求，也是法治的趨勢。
相信，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案件的審理，理論界實務界不會再有什么行為犯的思維，符合立法本義的判決就會像太陽是從東方升起一樣的常識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