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流轉稅也就是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中，70%以上的稅收額來自流通環節中企業所交的增值稅營業稅等。但實際上，許多企業往往將稅錢加在商品中，一環環悄悄轉嫁給消費者我們吃每一頓飯、看每一場電影，甚至是睡覺時都在交稅，因為臉上用了護膚品而空調或暖氣正在運轉。
稅收近9萬億，同比增幅22.6%，這就是2011年中國人納稅的現實。自2004年起，中國一直在提“結構性減稅”，但財政收入非但沒有減少，甚至連減緩增長也沒有，每年增長速度都比GDP快十多個百分點。這還不包括在稅之外，更為龐大的而且根本找不到統計數字的“費”。
在最近召開的全國兩會上，稅改成為最熱門的焦點話題之一。截至3月4日下午，在總共42份財貿金融類提案中，有關稅的提案就占了13條之多。
但不幸的是，稅收迷宮導致了一系列財政幻覺。老百姓（尤其是公務員）以為靠政府“養活”，而政府以為靠納稅大戶國有企業支撐。這個迷宮也造成了全社會“稅感”的模糊，人們普遍感覺“稅痛”，卻不知究竟痛在何處，又如何緩釋。
今天，南方周末將探照燈投向，稅。因為在一個現代國家，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最根本的體現，便是稅收。
恰恰是每一個納稅人，養活著政府、機構與每個公務員，而掏錢的人，當然應該理直氣壯地關心我的錢去哪了，當然應該公開辯論以什么方式交多少錢更合適，當然應該勇敢抗議那些不合理的稅和費。
這些稅制常識，在中國依然還是需要廣為傳播的“稀缺”理念。這是轉軌的艱難之處，也是必經之途。
本期專題，我們關心兩會上的稅提案，關心代表們的“稅感”與“稅聲”；我們感受中國的“稅痛”，和公民如何議稅；我們幫助納稅人向稅務人員提出問題，進行誠意的民間對話；我們努力走出那些稅的爭議與誤區，也眺望一下香港如何減稅如何議稅；我們期盼稅能變得更簡單更直接，更希望能減點兒。
今天，我們一起來關心自己的那100萬。
你的100萬元哪去了
很難想象，作為城市里的工薪階層，我們每個人這一輩子都要交100萬元的稅。
按照現行稅率簡單匡算，賬單如下：
如果你年薪15萬，從25歲工作到60歲，這35年間繳納個人所得稅52萬元左右（已扣除社會保險等）。
根據中國的習慣，這一生通常你至少會買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假設是150萬元。如果這是你的唯一住房，至少需要繳納2萬多元契稅和其他一些零星的各種稅。在建造這套房子時，開發商要向國家交多少稅費至今也沒有確切的說法，姑且按較低水平的10%來算，那就是15萬。
如果你買一輛國產的20萬元左右的車，其中含的稅至少有七八萬元。倘若是進口車，就要交得更多。
如果你給孩子買奶粉，用護膚品，看電影，有時要在外請朋友們吃飯，偶爾還買個iPad3什么的，平均每個月花費3000元左右，則要繳納的稅為600元以上。到60歲時，為此交納的稅為25萬元以上。
加起來一共是102萬元。這還不算你在25歲之前和60歲之后的所有花費。
隱蔽的稅網
這個賬單的數字，遠遠大于每個月我們工資單上的繳稅數額。
這與中國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有關。在每年的稅收總額中，只有6%左右來自個人所得稅，70%以上都來自增值稅營業稅等流通環節的流轉稅。
從早到晚，即使是在睡夢中，你都掙脫不了那張沉重卻隱蔽的稅網。
一早，把你鬧醒的那部蘋果手機，里面就含了上千元的“冤枉”稅。
以蘋果iPhone4S（16G）為例，在內地賣4988元，香港大約4129元，在美國約賣4087元。這是因為，國內的蘋果手機，是聯通等運營商從美國蘋果公司手上購買的，算進口，得加上17%的增值稅。但蘋果手機是在深圳的保稅區生產，出口到美國和香港卻不用交稅，所以能賣得比內地便宜。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中國的增值稅為17%和13%兩檔，相比較，歐洲平均為10%，日本為4%。而且，增值稅是一種間接稅，商品每流通一次，都可能被征稅，而最后往往是由消費者來埋單。
商家將這些稅收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最直接的體現是商品價格比國外的普遍要高。一些發達國家主要是向居民直接征稅，流轉環節征稅很少，所以商品中含稅也少。
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的聯想電腦在國內沒有辦法賣得不貴，有17%的增值稅必須加到價格里面，但產品毛利率只有15%。”
就算你呆在家里什么也不買，你的房子也可能被征稅。3月6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說，在上海和重慶兩地開展的房產稅試點，正在考慮向北京推廣。
“如果2012年就把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控制在10%以內，至少可以給全國企業和居民減少1萬億元的負擔。”2012年的兩會上，政協委員李劍閣說。他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3年以來，我國的GDP年增長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財政稅收的年增長速度始終高于GDP十到二十個百分點。
李劍閣的總結是：古今中外十分罕見。
不過，官方不認同稅負繁重的說法。2011年年底，《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中國的稅負不痛苦，而且是合理的。理由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7年的一項計算，工業化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水平為45.3%，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35.5%。而中國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李劍閣提供的數據是，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雖然從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且沒有任何一年出現下降。但他同時指出，中國大量的財政收入是沒有納入到預算范圍內的。也就是說，很多超收的稅收，沒有計算到上述公式中去。
郁悶的企業
別太傷心，TCL的董事長李東生比你還郁悶。
2011年，TCL凈利潤不到17億元，但稅收高達42億多元。最近一次股東大會的時候，很多股東責問李東生干嘛交那么多稅。李東生無奈地表示：“我肯定沒有多交稅。”
在這42億多元中，有百分之十幾是稅外的行政性收費。李東生對南方周末記者建議說，教育附加和城市建設費等稅種，都是二十多年前財政收入很少的時候征收的，現在完全可以減免甚至取消。
李東生背后的企業群體的減稅訴求是，希望參考早期外資企業優惠政策對企業利潤中轉投資部分應適當減免所得稅，鼓勵再投資，同時為行政性收費減負。
對他們來說，現在的稅收中往往包含了重復征收。
比如說，有媒體曾經公開報道了集成電路工業的案例。在這個行業，工業流程往往包括芯片設計、加工、測試、封裝四個環節。如果一個企業自己做四個環節，以產生150萬的銷售額為例，按17%稅率繳增值稅25.5萬元。但實際上，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分工變細，企業越來越多地會選擇外包。假設將其中兩個環節外包，這兩個環節產生的營業額為60萬元，那么外包的公司需繳納3萬元營業稅。在現行的稅制中，外包完成，這家集成電路公司最后做出成品銷售出去后，這3萬元也不能抵扣，所以整個環節中國家收到的稅收實際上是25.5萬+3萬=28.5萬元。
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到，分工越細，國家收到的稅就越多，這正是傳統稅制與現代產業形態之間不匹配所導致的。
但這樣的狀況正在發生改變。2012年1月份，上海啟動以增值稅替代營業稅的改革。很快，北京、江浙一帶的地方政府已經紛紛跟進，申報試點資格。
這只是新一輪稅改中的一部分。2011年以來，我國陸續出臺多項稅改措施，涉及增值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和關稅等多個稅種。
其中，影響面最廣的是個稅起征點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財政部長謝旭人透露，2012年將提高增值稅與營業稅起征點。而據賈康透露，2012年中國的進口環節有六百多項產品關稅要下調。
至此，新一輪的稅改全面啟動。
多收了三五斗
綜觀共和國的稅史，差不多每隔十年都會有一次大稅改。每一次稅改，都既與經濟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又會帶來政治、經濟關系的深刻調整。
值得記錄的第一次稅制改革，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利改稅”，將此前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上交的利潤，改為征稅。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利改稅的原因就在于這個時候市場已經越來越重要了，企業交稅的問題越來越突出”。
接著就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當時的中央政府面臨“兩個比重”過低（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過低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過低），這是分稅制改革的最大考量。
分稅制改革解決了中央沒錢的老問題，但造成地方政府越來越窮的新問題。分稅制改革后，財權重心上移中央，但事權重心下移地方。地方政府要完成政績，就要搞建設，但又缺錢，財政虧空到地方上連工資都發不出來。于是，創收和土地財政開始流行，“跑部錢進”去要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也由此成為京城一景。
2003年以來，我國實施了包括統一內外資企業稅、增值稅轉型、取消農業稅、修訂個人所得稅等新的稅制改革，啟動了又一輪的稅改。但這幾年的結果卻是，我國財政收入超收越來越多，超收的財政收入沒有被納入預算法的約束范圍之內，由政府自由支配。這造成超收部分的資金使用腐敗高發。
目前的預算法規定，政府設立新的稅種，要經過人大的批準。但是預算法沒有規定地方政府不能超額征稅，多收的稅不受到法律的約束。
李劍閣建議：如果超過了規定的幅度，不能作為政績，而應該作為人大質詢和問責的事項。政府應該解釋預算偏差的原因，對超支部分要做認真如實的報告。
如何減稅
這一次，發軔于2011年的新一輪稅制改革，選擇的是以結構性減稅為突破口。
賈康認為，這個時候國家之所以愿意減稅，一是國家財力雄厚。其次是外需市場不好也不穩，迫切需要擴大內需。而結構性減稅是刺激內需的利器之一。
結構性減稅不僅包含減稅，也包含增稅。比如資源稅改革實際上就是增稅。
推動資源稅改革，和房產稅一樣，都是將稅種納入地方稅，這被看做有利于緩解地方財政壓力。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營業稅改增值稅改革，沒有觸動分稅制的整個基本制度，但是會給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系帶來新影響。至于個稅改革的真問題，他認為，不是起征點高低的問題，而是要隨著CPI的上漲，提高扣除額。
李煒光和賈康也都主張對個稅綜合改革，而不是簡單的調整起征點。如何綜合改革，李煒光以美國的例子解釋說，美國人存在銀行準備買房子的存款產生的利息、養育孩子和贍養老人的費用等都扣除出應納稅所得范圍。
“我建議立即減稅1萬億元來提高效率。”活躍的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公司董事謝國忠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沒有大規模減稅的話，中國經濟會有陷入滯脹的風險。”
不過，減稅其實也是一門技術活兒。
“就像過分生長的野草一樣，混亂的減稅將扭曲人的行為，妨礙經濟的發展，還奪走政府應有的收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David Brooks在最近的一篇專欄中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假設五角大樓想買一架新戰斗機，政府并不會直接寫一張100億美元的支票給制造商，而是免掉了制造商100億美元的“武器供應稅”。政府仍然可以得到飛機，制造商也通過稅收減免獲得了資金，而政客們會到處吹噓自己削減了稅收。
他的理由是，因為減稅是隱性的，減稅的利益很多流向了最不需要減稅的群體那些有著優越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地位的人，而不是脆弱的和事業剛剛起步的人。
因此，讓稅收變得更加簡單，更加直接，讓每一個人都看得懂，就更加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