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參事、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周一在一次講座上透露，征收遺產稅被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草稿。但他個人認為，目前推出時機并不成熟，還需要過三四十年才可行。
遺產稅離國人有多近？這個疑問或許要過一段時期才有答案。但無論遺產稅開征的時間表在何時，都意味著這個看似遙遠的稅種，已經真切進入到了公共決策流程，未來也會影響著民眾的生活。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開征遺產稅，而中國遺產稅則需要更多地與國際接軌，充分借鑒國外遺產稅開征的得與失。尤其是要避免將遺產稅作為新增稅源的“開流”思維，以及遺產稅本身存在的某些結構性缺陷。遺產稅開征，繞不開幾個必需條件。
首先是遺產稅所牽涉的財產公開透明，嚴密的個人財產信息網絡需同步建立。相對于每月收入清楚列在工資單上的工薪階層，企業家、自由職業者和官員是需要重點監控的對象。企業家的收入來源多樣化，具有更大的收入轉移支付彈性，在個稅征繳上這一現象已經表現得相當突出。而官員的隱性福利眾多，尤其是基于國情，部分官員的房產等不動產都來自于配給或者福利房，如何量化其經濟標準，作為征收總額的一部分，也是要跨越的技術障礙。遺產稅不能重蹈個稅覆轍，呈現收入相對較低的工薪階層成為繳納大頭的二元倒掛，讓本應屬于調控收入差距的杠桿工具，反而進一步造成了貧富懸殊。
其次，遺產稅也要配套的免征和減征機制。在美國等國家，并不是遺產總額的每一分錢都必須繳納遺產稅，按照相關法律，公民生前所欠債務、喪葬費用、配偶繼承的數額，捐獻給慈善機構的數額，這些都要從中扣除，剩余部分才是可征稅遺產。如果公民遺產或贈與的數額少于豁免額，則享受免稅待遇。中國版遺產稅如果只管簡單粗放的全額征收，不提民眾免征或少征的合理權益，無疑是把遺產稅變成了粗暴征稅，必將嚴重損害民眾切身利益。
遺產稅的起征點也必須科學制定。國外遺產稅不僅起征點高，而且還隨物價指數浮動，如此就能保證遺產稅主要針對高收入群體而不會征及無辜。而中國與之相比還有更多特殊性，如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大，資產百萬的民眾在中西部屬于高收入階層，而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市區買房都成問題，遺產稅起征點是否要按區域劃分來細化，也是決策者必須考量的問題。
實際上，在遺產稅開征歷史悠久的國家，對于這一稅種的功能也在不斷反思調整。比如美國就有數據顯示，遺產稅最終有一半落在來自遺產總價值在500萬美元以下的階層，而真正的大富豪還可以通過成立基金、將資產向海外轉移等路徑逃避遺產稅。法國去年也出現了所謂富人逃亡熱潮，不少富豪為規避新任總統奧朗德的富人稅，紛紛選擇移民。富豪們往往擁有會飛的翅膀，其應對包括遺產稅在內的各種稅收，比普通人辦法多得多。因此，美國近年來就在推行逐步減免遺產稅的計劃。
征稅不是目的，通過稅收達到公共利益最大化，才是衡量某項稅收是否合法合理的標準。要開征遺產稅，就必須直面稅收的法理性、公共性，要盡可能發揮遺產稅的調節作用，減少其因為制定不合理、執行不到位帶來的負面效應。否則，遺產稅會異變為又一把揮向普通民眾的過度征稅剪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