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與減稅孰重孰輕？
——聚焦營改增的評價標準 備受關注的電信業營改增將于6月1日正式啟動，電信行業影響幾何成為市場焦點。營改增試點兩年多來，大部分試點企業實現了減稅，減稅規模超過1800億元，但也有少部分企業稅負有所增加，不免出現“以企業是否減稅來評判改革成敗”的觀點。
當前如何評價營改增的效應？對試點企業而言，是否只有稅負下降才算得到改革紅利？
如何評價營改增改革效應？
“營改增帶來的體制機構變革是其最重要的意義。”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推進營改增試點最大的效應就是給企業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稅收環境，改變過去對貨物征收增值稅、對服務征收營業稅的“二元稅制”結構。
在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看來，營改增的指導思想是為了解決重復征稅，從體制機制上消除扭曲企業經營決策的稅收因素，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生產方式轉變。“現在有些人誤解，認為營改增就是為了減稅，我認為更多是為了避免重復征稅，完善稅制。”
胡怡建認為，營改增帶來的減稅也并非普遍減稅，而是結構性減稅。但從整個產業來看，這一改革是通過市場機制逐漸將減稅效應體現到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企業稅負總體是減輕的。
增值稅與營業稅相比，最本質區別在于增值稅更加中性，更加公平，對企業決策和市場的干擾更小。在劉尚希看來，由此帶來的一大改革紅利就是企業發展預期會更加穩定。“對企業發展最重要的不是減了多少稅，而是有更穩定的發展預期。”
如何看待部分企業稅負上升？
對于改革中個別企業出現稅負上升，專家指出，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部分是因為企業還不適應新稅制要求，部分是因為營改增尚未全覆蓋、增值稅抵扣鏈條還不健全，部分是因為企業增值水平較高。既不能以偏概全否定營改增改革的必要性，企業也不能忽視營改增帶來的變革紅利，應主動調整經營模式，適應新稅制。
事實上，試點中，記者采訪到不少企業雖然稅負有所增加，但通過優化經營模式、深化分工協作、加強內部管理，主動適應稅制變化，不僅扭轉了稅負壓力，還實現了發展的新飛躍。
湖南鴻勝物流有限公司便是這樣的一家企業。這家企業于2013年8月1日順利轉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去年8至12月，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200多萬元。如果不考慮新增固定資產和車輛進項抵扣，公司本部應繳納增值稅75萬元，加上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9萬元，應交稅費合計84萬元，稅負達到6.7%，比營改增前稅負3.4%提高了一倍。
面對稅負增加壓力，這家公司主動適應新稅制，先是推進企業主輔分離，改變過去單一的運輸業務模式，增加了化工產品貿易分銷的業務范圍，提前享受固定資產抵扣的益處。去年新增危險品專用運輸車輛等固定資產1000多萬元，增加稅收抵扣100多萬元。
為充分享受營改增的政策利好，公司有針對性地減緩部分固定資產投資速度。公司自2010年起籌劃長沙危險品物流中心的立項建設工作，項目總投資約5億元，一期投資1.8億元。了解到營改增會對企業相關稅負產生影響，如占工程造價較大比例的設計、鑒證、審計、勘探等工程款項將納入營改增范圍，公司有意減緩了相關工作進度。目前，公司已抓緊項目的開工準備工作，估計能為公司帶來500萬元以上的抵扣進項。
此外，公司還加強內部培訓管理，促進精細管理和成本節約。如對公司所有的收入與成本項目進行梳理，建立成本項目的可抵扣范圍指引；對零星消耗的辦公用品、汽油、輪胎等實行定點采購的形式，盡可能增加進項抵扣。
綜合多項舉措后，該公司新增固定資產、車輛等進項抵扣84萬元，公司實際應納增值稅額為－7萬元，與按交通運輸業計算應繳納的營業稅和附加相比，減少稅收54萬元。
評判企業稅負是否影響利潤是根本
在最早啟動營改增的上海，更多稅負增加企業的實踐表明，稅負上升并沒有導致利潤率的普遍降低，相反銷售收入卻普遍增長。
統計顯示，上海稅負增加的試點企業中利潤率增長或持平的占50.4%，銷售收入增長9.41%；利潤率下降的占49.6%，銷售收入增長0.83%。
胡怡建認為，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增值稅抵扣機制減輕了下游環節的稅收負擔，擴大了市場需求，也表明稅收負擔的增加并沒有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正如騰訊公司財經部門高級稅務經理孫涌濤對記者所說，企業對稅負主要有兩種理解，一種是稅負變化本身，一種是對企業利潤表的影響，后者才是本質的，也是企業應研究和關注的焦點。
對此，專家也強調，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特點，要想真正釋放營改增的改革紅利，企業就必須學會在新“游戲規則”下生存，將新稅制和企業實際業務結合起來，主動適應稅制改變企業經營模式，促進社會分工協作，從而提高市場效率和生產力發展水平，這才能真正體現了營改增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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