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全國應適用統一的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標準 |
| 發布時間：2011/11/22 來源： 閱讀次數：721 |
| |
| 個人所得稅法修改中，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標準是否全國統一，這并非是一個新問題，在2005年個人所得稅法修改時就曾引起了學術界和社會的熱烈討論，當時形成了全國應當統一的共識。減除費用標準的問題不僅如不少經濟學家和公眾理解的那樣，是一個關于國家財政收入增減和納稅人收入增減的經濟問題，而且也是一個關乎公民基本人權，比如平等權、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法律問題。往深里講，減除費用標準還是一個涉及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權的憲法性問題。如果不認識到這些，那么就無法全面思考和妥善解決這個問題。 筆者認為，減除費用標準究竟是“一刀切”還是“四面開花”，需要綜合考慮以下因素： 首先，從公民人權角度看。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標準是個人所得稅法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一標準的確定與公民基本人權具有密切關系。這里的公民基本人權主要體現為公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問題。從生存權角度看，公民的最低生存條件必須要得到保障，對于屬于最低生存條件范圍的收入不能征稅。從發展權角度看，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對發展權的倡導和保障應提上議事日程。就扣除標準而言，除了對公民的最低生存條件予以保障外，還應該考慮到公民促進社會全面發展并享受相應發展成果所需要的費用。如果減除費用標準定得過低，顯然不利于發展權的保障和實現。個人所得稅法修改中減除費用標準是參照全社會平均消費支出情況確定的，總體上反映了全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和居民收入水平并適當考慮了公民發展權的一定要求。 其次，從公民平等權角度看。個人所得稅法是各國稅法中最符合公民人權的稅種，因為它是針對公民的凈所得課稅，它同時也要符合憲法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體現在稅法中即為稅收公平。但稅收公平不僅包括橫向公平，也包括縱向公平。橫向公平意味著公民都應該適用相同的減除費用標準，而縱向公平體現為有些地區物價指數可能較高，同時居民收入水平也較高，負擔能力較強，體現為稅收量能負擔原則。中國地緣遼闊，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異較大，貧富不均，個人所得稅的減除費用標準全國統一似乎有失公平。但是，發達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比較高，享受到的城市服務以及福利水平也比較高，因此支付比較高的稅收是符合稅收的縱向公平的。這也符合羅爾斯正義論中關于正義的差別原則。 再其次，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適用一致的減除費用標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導優秀人才向中西部地區流動，有利于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由于中西部地區的物價指數比較低，因此適用與東部地區相同的減除費用標準，可以使得同樣收入在西部地區的凈所得比較高，因此在激勵優秀人才向中西部流動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還有，國際上一般都采用全國統一的基本減除費用標準，而不實行差別政策。 最后，我國是一個法制統一的國家，稅收法制是國家法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實行全國統一的稅收政策。立法法第八條明確規定關于稅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個人所得稅法的減除費用標準的調整屬于稅收的基本要素的調整，因此從稅收法定主義的要求來講，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采取法律的形式予以調整是題中之意。在我國現行的稅收立法體制下，稅收立法權集中在中央。而減除費用標準的確定在本質上是屬于立法權的范疇，故其權限只能屬于中央，地方無權確定。這樣，就排除了制定一個浮動區間讓地方自由選擇的問題。地方一旦獲得了減除費用標準的調整權，實際上改變了現行的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實際上是一個憲法性問題，無法通過個人所得稅法的修訂來調整。如果個人所得稅法授予地方減除費用標準的調整權，不僅違反了立法法，而且從本質上講就是違憲行為。這對于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種莫大的傷害。因為法治的核心是合法性，上位法（立法法）沒有修改，下位法（個人所得稅法）就不得違反。對于正在致力于構建現代民主國家的中國來說，采取全國統一的法律和大市場有著格外的意義。 綜合以上，不僅是經濟上的對于優秀人才的激勵，而且是從公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和平等權的視角，更重要是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方略看，在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標準的問題上，筆者認為應該是采取“一刀切”的方針，而非由各地“四面開花”。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