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博士2月18日在國稅總局宏觀調控與減稅措施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一、關于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
1.當前階段宏觀經濟形勢和發展趨勢
當前中國經濟背景可以從長期、中期、短期三個維度分析：
長期來看，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不可逆的。經濟增長率向前推20年，基本與人口增長率相當，2012年中國人口結構的拐點已經出現，預示著長期經濟增長面臨較大壓力。同時國內的人口結構變化導致世界人口結構變化，進而導致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也是不可忽視的。
中期來看，90年代美國的新科技革命引領世界，中國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印度也加快了經濟全球化進程，由此引發上一輪全球經濟發展的浪潮，而現在中美兩大經濟體實力受損，加之全球人口老齡化和歐美國家居民部門去杠桿，短期內沒有適當體量的經濟體能夠支撐下滑的全球總需求。
短期來看，美聯儲加息的頻率及概率降低，甚至不排除負利率的可能。美國過去只關注本國的物價、經濟運行和失業率，現在則需要綜合考量歐洲、中國和日本等經濟體對加息的反應。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單方面加息不僅抑制本國需求擴張，而且將降低歐元區、日本和其他經濟體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
在這樣的宏觀經濟背景下，我們進一步分析中國經濟運行所遇到的問題。
2.當前階段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結構性問題
當前階段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是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而問題更多集中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無效供給過剩和有效供給不足。
從需求側看：消費受到抑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不合理的、過度的管制。與居民生活相關的必需品的稅收還有下降空間，對消費的促進也是立竿見影。投資方面，房地產的行業拐點受制于人口結構變化，區域分化也較為嚴重；制造業的過剩產能消化受內需和外需下降的雙重影響，同時也必須考慮到失業壓力，短期恢復的難度較大，低迷期的持續時間可能超過預期。現在看經濟，短期能見效的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
從國民經濟要素的角度來分析供給側：土地方面，中國土地改革受制于體制、意識形態以及比較明顯的利益紛爭，推動難度較大；勞動方面涉及農村戶籍制度改革、對農民工的培訓、下崗失業工人再就業、兼并重組企業的稅收優惠等諸多因素，可操作空間很大；資本方面包括資本市場體系完善，稅收制度改革等等，可從制度和監管兩個層面發力；技術和制度方面，主要是體制問題，核心是大國治理難題。要充分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解決地方條塊關系問題，歸根到底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問題。
解決需求與供給的矛盾，短期來看需求側管理持續發力必不可少，長期看則更需要供給側改革循序漸進，加大結構調整力度。供給側和需求側應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在適度刺激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改革。在作為供給側改革元年的2016年，我們有望看到，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政策的密集出臺；第二，出清較快行業中的優質企業由于業績改善帶來的結構性經濟改善；第三，若改革取得階段性成就，改良的舊經濟與誕生的新經濟共振帶來的新增長周期。
二、關于減稅政策定位的判斷
需要關注兩個方面：
1.成效目標上，既要配合當期宏觀調控，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又要符合經濟轉型升級的階段性發展目標，適應、引領新常態；
稅收制度安排是財政政策中的重要工具選擇，針對不同產業實施區別稅率安排，幫助扶持企業降成本，推動過剩產業去產能，是配合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改革；同時，我國經濟面臨結構調整、新舊動力交替的關鍵期，減稅更需要著眼于激發市場活力、調動各方積極性。較為寬松的稅收環境有助于增加企業利潤，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引領傳統制造和消費模式升級，推動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發展，營造活力充沛、百舸爭流的商業氛圍，符合經濟轉型升級的階段性發展目標，適應、引領新常態。
2、約束條件上，既要財政可承受、可持續，又要符合稅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2014年以來受到經濟下滑拖累，政府稅收收入增速不斷放緩，部分強烈依賴鋼鐵、煤炭、水泥等過剩產業省份甚至出現了收入負增長。稅制改革將直接面臨著政府收入減少和支出壓力增加的窘迫。
一方面，現在被定義為過剩的產業一直以來都是各地的納稅大戶，但經濟下行，企業營業收入大幅下降，已經壓縮了企業繳稅的能力和空間。以傳統行業為例，煤炭行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已經連續32個月負增長，鋼鐵行業的負增長時間則接近1年，其稅收貢獻的減少也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去產能的過程還意味著政府的支出壓力增加。大量鋼鐵、煤炭企業作為國有企業，往往承載了當地重要的就業責任，破產出清壓力將迫使地方政府在保就業、保穩定的壓力下持續進行財政補貼，支出責任有增無減。
收入增速換擋、支出責任變大的雙重壓力下，全面減稅或者單純減稅的制度安排可能會使收支兩端的矛盾更加嚴重，減稅安排更應該是結構性的，并且配合結構性增收彌補財政收入的驟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