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企業到海外投資（即所謂“走出去”），已是當前我國一項戰略性的經濟決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要“擴大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
企業“走出去”當然要追求稅后利潤的最大化。但跨國投資不僅要面臨東道國（地區）的所得稅，而且作為居民企業還要面臨居住國（地區）的所得稅，如果是通過第三國（地區）間接走到東道國（地區）進行投資則還要面臨第三國（地區）的所得稅。所以，對外投資的稅后利潤最大化應當是考慮到上述所有國家（地區）所得稅以后的利潤最大化。
根據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規，“走出去”企業從境外取得的投資收益（利潤或股息、紅利）無論是否負擔了當地的所得稅，仍需向我國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為了避免國際重復征稅，我國在對企業的境外所得征稅時允許其辦理境外稅收抵免，即用其負擔的境外所得稅沖減應在我國繳納的企業所得稅。
盡管企業所得稅制度中有這種避免雙重征稅的措施，且我國已經與99個國家簽訂了避免所得雙重征稅的協定，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境外稅收抵免法對海外投資仍有一定的阻礙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企業到境外投資，如果當地的所得稅稅率較低，其境外投資收益仍要按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補稅，從而享受不到境外低稅負的好處。
另外，在實行境外稅收抵免法的情況下，我國居民企業即使到稅率較低的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實際上也享受不到低稅負的好處，其境外投資所得還是要承擔與在境內投資相同的稅負。
第二，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境外稅收抵免限額是按“分國不分項”的原則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居民企業如果到多個國家進行直接投資，而東道國的稅率有的高于我國、有的低于我國，這樣就會出現在高稅國實際納稅超過抵免限額而抵免不盡、在低稅國實際納稅達不到抵免限額造成抵免限額結余的情況。
第三，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境外稅收抵免不僅有控股比例的要求，而且還有嚴格的層級限定，這對企業“走出去”實際上形成了一種約束。對于多層間接持股的境外稅收抵免，我國稅法限定：
一是只辦理居民企業直接控制和間接控制20%或20%以上股權的境外企業的稅收抵免；
二是給予辦理境外稅收抵免的只限于境外三層外國企業。
上述境外稅收抵免的規定對境外投資鏈條較長（中間層企業較多）的居民企業是不利的。
特別是當多個中間層企業設在低稅國（地區）而目標企業設在高稅國時，國內“走出去”的企業就要間接負擔較重的境外稅收。
——摘自《國際稅收》2015年第4期 |
